象牙雕刻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民间工艺美术。象牙为大象身上最坚固的部分，其光洁如玉、耐用、珍贵勘与宝玉石媲美，因此象牙又有“有机宝石”之美誉。象牙雕刻艺术品，以坚实细密，色泽柔润光滑的质地，精美的雕刻艺术，倍受收藏家珍爱，成为古玩中独具特色的品种之一。2006年5月，象牙雕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欧盟于1989年通过了象牙及其制品管制的法案，除1947年之前的生产象牙古董以外，禁止任何商业象牙及其制品的进口。根据非政府组织“拯救大象”2005年的报告，欧盟有效的象牙贸易监管让象牙市场大幅萎缩：在作为调查样本的五个国家中，法国的象牙工匠从1974年到2004年人数减少了一半;德国象牙工匠则从1981年到2004年减少了超过75%;象牙工匠则在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绝迹。其结果就是计算通货膨胀后，2004年英国市场上象牙的零售价比1988年的象牙的批发价格还低，欧盟各国象牙工匠和商人认为象牙行业即将终结。

　　美国同样禁止商业象牙及其制品进口。根据《濒危动物保护法案》和禁止象牙贸易的行政规定，除合法狩猎奖品和少数1976年生产的古董象牙制品以外，商业象牙及其制品进口、出口和都属于违法，违法个人将被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和/或一年监禁，涉及走私的个人还将被处以最高5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处罚。部分州则干脆禁止销售，包括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根据《南方周末》2011年的报道，1970到1989年，由于盗猎和非法捕杀，非洲象的数量从130万头锐减至不足60万头。1989年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以下简称《公约》)全面禁止了象牙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中国作为缔约国也于1990年宣布禁止象牙及其制品国际贸易。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1990年中国的登记库存为80吨，到2005年前后基本消耗殆尽，大部分中国象牙企业面临倒闭。但在2006年象牙雕刻“及时地”入选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开始寻求象牙进口的途径，并最终于2009年以“传承象牙雕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发展象牙产业”为由说服了《公约》委员会，同意中国购买南部非洲三个国家出售的60吨存量象牙。

　　《条约》委员会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 WWF)曾于1997年实验性地以允许一次性(One-off)合法销售存量象牙及其制品的形式，试图满足日本市场对象牙制品的需求，缓解盗猎非洲象的压力。但根据日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报告，日本象牙走私并未明显下降，日本市场上25%的象牙来自走私渠道，而且象牙价格还因为进口象牙集中在少数具有许可证的企业手中而大幅上涨。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12年的报道，中国曾在一份2002年的报告中警告《条约》委员会，将中国当时日益猖獗的象牙走私归咎于这次《条约》的象牙贸易的合法化实验。

　　国际爱护动物协会亚洲地区总代表葛芮指出，“合法”象牙的存在让消费者对象牙交易的非法性产生误解，反而助长了象牙消费需求，更刺激了盗猎活动。中国政府批准的合法象牙加工厂数量从2004年的9家增加到了2013年37家，中国政府批准的合法象牙零售店的数量从2014年的31家上升到了2013年145家，而根据国际爱护动物协会(IFAW)2011年的中国象牙市场报告，当时非法企业的数量是合法企业的2倍，非法贸易(走私)是合法贸易的近6倍。这显然和中国所谓“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传而非发展产业”的美好承诺不符。在中国得以合法进口部分象牙仅仅一年之后，国际象牙监控组织“大象贸易信息体系”(ETIS)就发现，查获的大规模运往亚洲的象牙数量增长100%以上。

　　另外一方面，合法象牙进口成为象牙走私的掩护，加剧了象牙走私。美国联邦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USFAWS)局长丹尼尔?艾什(Daniel Ashe)就表示：“合法象牙贸易的问题是，它会成为象牙非法交易的烟幕弹，让执法人员和对犯罪的有效惩治变得更加困难”。

　　需拥有有效的象牙交易管制体系是允许合法象牙贸易的基本条件。为了“合法”进口这批象牙，中国建立了象牙特许经营制和收藏证制度，以向《条约》委员会证明自己有能力控制国内象牙产业，不至于威胁非洲生态。象牙加工销售商必须经过国家机关资格审核，每一件销售的制品也配有国家林业局颁发的收藏证，其中50克以上的产品必须在收藏证上附有象牙雕刻品的照片。

　　但中国象牙交易管制却实际上形同虚设，象牙制品卖出后，合法企业以“办证需要时间”为由，暂不给消费者提供收藏证件。在证件与原制品分离的空档里，非法制品可以借壳卖出。如果消费者并不执著于是否有证，这枚被留下的“护身符”就可以继续使用下去。部分合法销售点还将收藏证本身出租、出售，让合法象牙贸易成为象牙走私的掩护。国际爱护动物协会2011年的调查显示，62.5%(20家)的合法经销点，部分甚至绝大多数制品不能提供相应的收藏证;43.7%(14家)被走访经销点建议消费者不要收藏证。

　　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600名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年收入超过20万元)的调查，接近60%的受调查者认为“法律规定购买象牙违法”或“官员以身作则”是让其停止消费象牙及其制品最有效的方式。

　　禁止贸易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有效性，可以在藏羚羊的命运上看出来。藏羚羊绒曾被克什米尔地区的纺织作坊用于制作披肩“沙图什”(shahtoosh)。上世纪80到90年代，沙图什披肩上涨至数千美元，导致藏羚羊遭到毁灭性捕杀。

　　据官媒报道，仅1996年至1997年，拉萨海关下属聂拉木和狮泉河海关查获走私出境藏羚羊绒就达843.85公斤，而每只成年藏羚羊最多产绒0.2公斤。可可西里栖息的藏羚羊数量从原来的20万只锐减到最低时的不足2万只，成为濒危物种(IUCN A2d)。

　　中国政府因此要求国际社会禁止藏羚羊绒贸易。1989年，《公约》也将藏羚羊纳入了禁止国际交易的名录。1993年，藏羚羊绒的主要加工地印度禁止了藏羚羊制品的进口(Indian Wildlife Protection Act)。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也帮助克什米尔地区的纺织业转向加工帕什米娜山羊绒，并促使欧洲和美国的时尚行业不再继续使用沙图什披肩。据中国官媒报道，西藏藏羚羊的数量以每年大约7.9%的速度恢复，从2000年的7万支恢复到了2013年的20多万只。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野生动物保护法3次审议过程中，立法人员和社会公众围绕保护手段、利用规范、放生行为等多个方面展开讨论，加深对如何保护好野生动物这一宗旨的认识。

　　突出以“保护”为核心

　　该法第一条道出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

　　事实上，在二审稿草案中，这一条中还有一句“规范野生动物资源利用”，但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本法应更加突出野生动物保护目的，建议在立法目的中删去这一句。法律最终吸收了此意见。这充分体现了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法核心目的——保护，与修订之前的法律相比，本次修法增加了不少禁止性规定和保护性措施。

　　此次立法“禁食”野生动物。有人指出，长期以来，“吃野味”并不在法律禁止之列，导致这种行为越来越多，形成对野生动物的市场需求。对此，新法增加了“禁食”方面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这是这次野生动物保护法往前迈出的一大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岳仲明说。

　　为野生动物守住栖息地。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说：“保护栖息地是保护野生动物物种的关键。这次法律里规定要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规定了保护的手段，比如规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还有监测、评估等。还有对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要给予处罚，这种处罚主要是针对破坏重要栖息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罚。”

　　人工繁育首先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在立法过程中，有人提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首先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对物种保护目的与其他目的的人工繁育，在管理上应加以区别，对前者鼓励支持，对后者进一步严格规范。据此，法律增加规定：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究，不得破坏野外种群资源。同时，法律明确国家支持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因物种保护目的从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

　　对“利用”作出系统规范

　　虎骨、熊胆入药，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疗效颇为显著。这涉及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利用问题。

　　“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修改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条明确了“规范利用”的态度。“处理好野生动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这次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一个重要考虑。”岳仲明从3个方面详述了相关法律规定。

　　利用的概念。“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这个利用包括科学研究、公益和科普教育、物种保护目的的人工繁育、公共卫生健康、狩猎等等。”岳仲明说，对野生动物利用总的原则是要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要尊重社会公德，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应该以利用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资源为主，要有利于野外种群的养护，体现保护优先、有序有度地利用。

　　利用的前提是保护。“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保护是前提，不能破坏野外种群和栖息地。”岳仲明介绍：只有在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等特殊情况下，才能够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且应取得严格的特许猎捕许可证；除了“物种保护”目的之外，其他目的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都不能从野外获得种源，只能使用人工繁育的子代种源。

　　利用要强调监管。我国通过实行一系列的许可和标识管理，做到有序有度地利用野生动物。岳仲明举例说：“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我国传统中医药的资源，在人类防病治病中有重要作用，所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药品的经营和利用我们也做了规范，应当遵守有关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制定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野生动物名录中，被纳入名录的这些重点野生动物可以凭着人工繁育许可证，按照核验的年度生产数量取得专用标识，凭标识出售、利用。规定这些标识、许可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可以追溯，要接受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对野生动物制品流通的来源通过标识体现出来。”

　　不当放生将负法律责任

　　今年年初，短短十几天内，北京怀柔汤河口镇汤河口村某村民家中丢了30多只鸡，其他村民家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原来，偷鸡贼是一群被“放生”的狐狸，有三四百只，这些狐狸咬死咬伤不少家禽。

　　这次放生事件不仅导致家禽遭灾，狐狸死的也不少。大部分狐狸是被饿死的，也有部分在公路上被撞死。此外，这些狐狸还有可能带来传染病等隐患。国家动物博物馆工作人员看过照片后判断，这些狐狸都是人工饲养的品种，没有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经验，有可能是放生者从养殖场买来的。

　　此次立法过程中，不少人提出，法律应对放生行为加以规范和管理。例如，立法组前往湖北调研时，湖北省水产局就曾提出，对目前随意将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的行为，应当加以必要规范，建议增加规定，禁止个人、民间机构和宗教团体的一般性放生活动。湖北省林业厅提出，野生动物放归应实行许可制度，对放归的范围、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并禁止放归外来物种，以免对生态环境带来破坏。

　　“放生，也就是老百姓为了做善事把生灵放到野外。如果是在市场上买的外来物种，比如巴西龟、一些不是我们国家本地物种的鱼类，对这种放归我们是禁止的，而且还设定了罚责。即使是当地物种，也不得随意放生，要在科学机构的指导下进行，不能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或者对财产造成损失。”国家林业局保护司总工程师严旬说，如果把本地物种随意放生，比如某人抓了很多蛇，或者从市场上买来很多蛇，这种蛇即使是我们国家当地的物种，但随意放生如果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把人家饲养的动物咬死，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修改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一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需要，组织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境工作。二是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记者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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